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南 帆（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 白 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陸建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張 陵（作家出版社總編輯、批評家） 核心閱讀 “娛樂”逐漸從一個日常詞匯演變為藝術評價的術語，不僅是對象性質的描述，而且力圖表達一種肯定。人們不得不開始考慮，這種演變是否隱藏或者預示了某種重大的歷史變故？ 在徹底娛樂化的文學世界里，人們不再需要進行深層次的思考，沒有對人生本質的探詢，沒有人文關懷的追求，讀者的心靈世界也會隨之變得蒼白而無力 文學幫助我們學會移情，更好地生活，更深刻、全面地認識社會，體悟自然，理解他人并和自己展開對話 優秀的文學并不回避、削弱文學的娛樂性，而是通過發揮娛樂功能，更有效地實現文學的認識、教育等功能，這與“娛樂至死”的文化價值觀有著本質的區別 張江：泛娛樂化已經成為當今時代文學和文化的重要癥候。的確，文學有娛樂功能。歷史上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忽視或壓抑了文學的這一功能。當生存與救亡成為時代的唯一主題，娛樂不可能獲得足夠的生長空間。但是，告別了血與火的年代，迎來了衣食無虞的生活，文學是不是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娛樂？需要娛樂，不等于一切化為娛樂。歷史上曾經的缺失，不能用今天的泛漫來惡補。否則，文學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其害尤甚。 娛樂霸權主義是另一種不正常 南帆：時至今日，娛樂開始了霸權主義式的擴張。娛樂逐漸從一個日常詞匯演變為藝術評價的術語。如果“娛樂”不僅是對象性質的描述，而且力圖表達一種肯定，那么，人們不得不開始考慮，這種演變是否隱藏或者預示了某種重大的歷史變故？ 一個沒有任何娛樂的社會肯定不正常，過分嚴肅通常意味著刻板、專制與戰戰兢兢。娛樂是“開心一刻”，由于緊張因而板結的神經得到了松弛。這不僅是休閑，還可能是制造“創新”的機遇。歷史證明，某些大師的靈感和天才構思恰恰出現在精神松弛之際。然而，如果娛樂成為精神產品的主流，“娛樂至死”的主張在市場的掩護下席卷所有的傳媒，那將造成另一種不正常。 事實上，眼花繚亂的娛樂形式無法掩飾內在的單調與貧乏。娛樂垂青的主題顯然是逗趣取樂，開顏一笑是娛樂的最高褒獎。洶涌而至的各種喜劇——有趣的或者膚淺的——正在以無可匹敵的優勢覆蓋娛樂，這里包含了意味深長的動向。 作為一個歷史段落的文化風格，高漲的笑聲與另一些歷史段落構成了明顯的落差。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笑聲遭到了斗爭哲學的驅逐，緊張替代了輕松的嬉笑。70年代末至80年代，思想解放、啟蒙、反思、歷史哲學這些關鍵詞盛行一時，一個擁有如此思想密度的時期不會給喜劇性娛樂騰出多少空間。90年代之后娛樂的驟然爆發表明，社會精神的高速運轉降落到通常的世俗水平。內在的壓力和緊張感消失之后，持續的笑聲是心情放松的表示。當然，存在某種超然世事的佛陀式微笑，也可以將幽默作為改善社會關系的潤滑劑，但是，娛樂的笑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自我寬容。不要過多地譴責這個世界不如意，也沒有理由斷定自己可以力挽狂瀾，坦然承認自己的平庸，接受各種嘲笑乃至自嘲，總之，沒有必要時刻扮演堅強的戰士或者高瞻遠矚的思想家。降低精神高度充當庸人，庸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娛樂和笑聲。 笑聲的批判有助于矯正某些游離正軌的社會行為。笑聲之中隱含了嘲弄、不屑和輕蔑，或者公然挑戰對象的權威，或者隱蔽解構對象的尊嚴。許多時候，笑聲因為包含的否定意味而贏得肯定。然而，沒有理由過高地估計這種否定的效果。轟然的笑聲還可以表明一種退讓和逃避：世界上的問題不如想象的那般嚴重，可以輕松一些——輕松意味著明智。娛樂意味著大規模的造笑運動。即使笑聲無法感化歷史，至少可以短暫地屏蔽各種難堪的問題。 是否接受這種策略背后的犬儒主義意味？一些批評家表示抵制。這種快感短暫地凍結了痛苦意識，麻醉的大腦喪失了大部分思想職能。現今，歷史正接二連三地拋出各種挑戰性的問題，文學已經監測到巨大的壓力。這種壓力的持續增長必將愈來愈清晰地顯示一個分歧：要么在尋歡作樂之中短暫地遺忘這些問題帶來的苦惱，要么抖擻精神與這些問題正面交鋒。文學藝術力圖擔當什么？這將決定娛樂在藝術評價之中的意義。 需要與娛樂化浪潮保持距離 張江：我們之所以反對文學的娛樂化，是因為文學一旦淪為娛樂，粗鄙、淺表、碎片就不可避免。以感官刺激取代精神洗禮；以低俗表象沖毀思想深度；以零散破碎的小聰明和插科打諢的油滑置換對世界和人生的整體認知。表面上看，它迎合了讀者，讓讀者獲得了一時的歡愉；實際上卻是麻醉了讀者，甚至毒害讀者，讓人放棄思考的能力，放棄對精神高度的追求。作家對娛樂化浪潮，要心懷警醒，保持距離。 白燁：先是青春文學的“娛樂化”，繼之是兒童文學的“娛樂化”，加上影視文學與網絡小說越來越“娛樂化”，“娛樂化”大有席卷寫作、泛濫文壇的強勁趨勢。這些都對當下的嚴肅文學創作和大眾的文學閱讀造成嚴重影響。 最近看到一篇談娛樂經濟的文章，大意是說娛樂文化正在向“娛樂經濟”發展，因為“時代需要娛樂，市場需要娛樂，營銷需要娛樂，傳播需要娛樂”，“娛樂經濟”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對普遍人性的尊重和迎合態度，全方位多層面地創造社會新價值、領導消費潮流、激活市場潛能、豐富和撐持社會經濟生活。這種說法說出了一些道理，但卻忘記了更大的道理：文學的要義，不在于單純的娛樂，而在于“寓教于樂”，作家需要與這樣的潮流保持一定的距離。 文學娛樂化，看起來是娛樂了讀者，其實真正的受害者正是讀者。在泛娛樂的大環境下，讀者的整體閱讀水平在不知不覺地下降。娛樂性的文學，注重直觀的感官刺激，人物立不起來，語言顯得蒼白。粗鄙、挑逗的文字，在給讀者帶來強烈感官刺激的同時，也在制造著惡俗、情色、污穢的信息垃圾，使讀者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在徹底娛樂化的文學世界里，人們不再需要進行深層次的思考，沒有對人生本質的探詢，沒有人文關懷的追求。讀者失去了根本的判斷力，表現出因享樂而閱讀、因熱點而追捧的傾向。長期在缺少真正營養價值的文學的浸染下，讀者的心靈世界也會隨之變得蒼白而無力。 作家是文學文本的創造者，讀者是文學傳播的受益者。很難想象，在兩者都陷于浮躁與空洞時，我們的文學會走向何方？而一個缺少真正偉大作品的社會與民族，又如何在世紀的發展大潮中自立與自強。因此，作為當代文學發展的互動雙方，作者在社會整體娛樂化的傾向下，要守得住寂寞，抵得住誘惑，堅守文學陣地的純潔性，擔負起自己的責任，多創作有靈魂溫度和思想力度的作品；讀者，則一定要從社會和個人的全面發展的角度，徜徉于真正純凈的文學天空，從精神的層面上汲取更多的營養。 娛樂有合理性但不是唯一目的 張江：我們不絕對地反對娛樂。同樣的思想，能夠表達得活色生香、妙趣橫生，當然要比干癟枯索、乏善可陳更有魅力，更受歡迎。我們反對的，是抽離了思想意涵、放棄了認真思考甚至突破倫理底線的低俗娛樂。有些作家和藝人，把娛樂和意義對立起來，把娛樂和道德對立起來，理直氣壯地宣稱，娛樂就是目的，且是唯一目的。這就必須反對。娛樂也有區分。從娛樂上也能見出一個作家的趣味和品位。告別低俗和粗鄙的娛樂，讓讀者多一點有意味的笑聲，多一點笑聲后的思索，這是我們的期待。 陸建德：一部娛樂史，也是人類的文明史，它反映了文明的進步和價值觀、審美趣味的變化。羅馬帝國是強大的，但是其娛樂方式卻透出了腐敗的信息。羅馬民眾最喜愛的娛樂就是趕到那個至今還巍然屹立的大角斗場，去觀看動物之間的殘殺、動物與人的殘殺以及人與人的殘殺，血淋淋的場面讓觀眾興奮不已。正如諷刺詩人朱文納爾所說：這些民眾曾是自由的，現在只熱衷于美食和娛樂，仿佛舌尖上的樂趣和斗獸場上的刺激才是生活的目的所在。 娛樂是有時代性的，我們能夠從一個時代的娛樂方式來認識其特色。唐代一度流行斗雞，唐玄宗就是斗雞迷，當時無數社會資源用于非常復雜的斗雞儀式，陳鴻的《東城父老傳》對此有詳細記載。現在人們對蔑視生命、炫耀武力的行為很反感，開始關注動物權利，西班牙斗牛引起廣泛的批評就是一個例子，這是可喜的現象。 其實莎士比亞也是一位娛樂大師，喜劇就不必說了，他的悲劇里也有很多娛樂的成分。人們往往能從莎劇看到轉型期社會的巨大潛能，那是一個上升期民族的寫照。馬克思和恩格斯喜愛莎士比亞是出了名的，青年黑格爾派的盧格抱怨莎士比亞“沒有任何哲學體系”，馬克思批評他是“畜生”。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一封信里寫道，“單是《風流的娘兒們》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國文學包含著更多的生活氣息和現實性。單是那個蘭斯和他的狗克萊勃就比全部德國喜劇加在一起更具有價值”。《哈姆雷特》里那位喜歡講做人道理的大臣死于非命，沒得到觀眾的同情，其原因就是他只會說抽象的大道理，聽起來好像不錯，卻讓人生厭。文學如果走上這條“概念先行”的路，就變成赤裸裸的教誨，不會有什么活力。相反，插科打諢里有智慧和學問。寓教于樂，往往作用于無形之中。年輕的馬克思喜歡斯賓諾莎的一句話：快樂不是對美德的回報，它就是一種德行。 但是，文學與歷史、日常生活永遠是互相容納又相互交叉、補充的，文學有娛樂的一面但又高于娛樂，比日常生活更堅實。我認為，近幾十年的形式主義文論以及所謂的“語言學轉向”對文學的健康成長并不是完全有利的。為什么喜歡文學？我們不妨自問。歸根結蒂，文學幫助我們學會移情，更好地生活，更深刻、全面地認識社會，體悟自然，理解他人并和自己展開對話。正是在此意義上文學擴大了我們的感受力，豐富了我們的世界，并且促使我們想象著另一種更加成熟、美好的人際關系。 在現實生活中尋找問題癥結 張江：文學真正的價值是什么？是娛樂嗎？顯然不是。在消閑方式多元化的今天，僅從娛樂性這一點上講，文學遠不如撲克、麻將、電玩游戲來得更直接、更刺激。即便如此，人們仍然需要文學的陪伴。這說明，除了娛樂，文學還有更豐富的價值，認識價值、教育價值、審美價值等等。把文學簡單歸為娛樂，背離文學的本義，剝奪了文學存在的合理性。 張陵：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當前文學日益突出的娛樂化傾向，根子還在社會生活，要在現實中找到問題癥結。當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盛行，并通過強勢的市場化的方式消解、動搖、顛覆一個社會的價值信仰的時候，文學也會迷失自己，偏離社會生活主流。 當然，文學可以通過娛樂功能帶動其他功能發揮作用。優秀的文學并不回避、削弱文學的娛樂性，而是通過發揮娛樂功能，更加有效地實現文學的認識、教育等功能。文學的審美價值正是在文學的多種功能有機協調中得以實現。因此，文學娛樂性的正常發揮與“娛樂至死”的文化價值觀有著本質的區別。 文學必須從社會的進步發展中獲得自身進步發展的熱情和動力，也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回歸文學自身，充分實現文學推動社會進步、改造世道人心的功能，實現文學的審美理想。實際上，這也正是文學破解“娛樂至死”、防止娛樂化傾向的正確途徑。 從文學的基礎理論層面看，就是要牢牢抓住文學與時代、文學與現實、文學與人民的基本關系。從當前的文學思潮看，有些時尚的觀點不承認文學的基本關系，熱衷于用西方那種“自我”“人性”的文學觀改變文學的基本關系，其后果的嚴重性越來越清楚。文學無力反映現實，無法表現時代的精神，特別是當一個偉大時代到來時，我們的文學還一無所知，更無力表現。這一切，都是因為文學的基本關系出問題了。離開了基本關系，文學的價值與意義就會發生變異。失卻了認識功能，失卻了教育功能，文學的娛樂功能就會被扭曲，被推向泛漫，走向所謂的“娛樂至死”，也就改變了文學的本質。因此，處理好文學的基本關系，才能使文學跳出“娛樂至死”的陷阱，走出泛娛樂化的困局。 縱觀歷史，我們發現，每一個時代，文學都會不同程度存在著娛樂化傾向。文學存在娛樂化現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認識不到其危害，或認識到了卻無力改變現狀。一個偉大創造的時代，一個進步出新的社會，一定會呼喚與時代精神相稱的文學，一定不會讓文學“娛樂至死”。我們正好有幸處于這樣的時代，這也使得我們的文學有信心沖破“娛樂至死”的迷霧。 張江：“娛樂至死”“死”了誰？“死”的是作者，“死”的是文學。玩文學，把文學當作娛樂，只能離文學越來越遠。放棄思考的動力和感受美的能力，以感官刺激麻醉的精神世界日漸貧乏、枯索，最終害的是文學自身。過度的娛樂追求，讓文學等而下之地混同于其他娛樂方式，淹沒了文學的獨特性和根本價值，使文學走向死亡。但是，我們仍然相信，文學不死。這種堅定的信念來源于，人除了娛樂之外，還有崇高美雅的需求。這種需求需要文學來滿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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