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官造成的社會危害不亞于貪官。如果說“法無授權不可為”是對廉政的保障，那么“法定職責必須為”則為勤政劃定了底線 了解古代吏治的人對“循吏”應該不陌生。自司馬遷在《史記》中首創《循吏列傳》，為勤政奉職、恪盡職守的循吏著傳立言，便成為歷朝歷代的慣例，明朝治世重臣張居正甚至直言“寧為循吏，不做清流”。用今人的眼光看，循吏的勤政之風，恰是那些廉而不勤、為官不為的干部所缺失的。 一段時間以來，在“反腐”和“正風”兩股清風的勁吹下，清正廉潔的官場生態愈加明晰。然而也有一些黨員干部，把“改作風”和“敢擔當”割裂開來，將“干凈”和“干事”人為對立起來，不貪不占，但該干的事情也不干了，導致不作為、不擔當的問題日漸突出。據報道，全國多地開展了“為官不為”專項治理活動，江西南昌問責為官不為者97人，福建福州有227人因為效能問責受到處理，河南則集中查處了1398名官員。 “不要百姓半文錢，原非異事；但問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干部就要干事，忠于職守、勤政為民向來是對為官者的基本要求。如果在位不作為，拿了俸祿不干事，這樣的庸官、懶官、太平官，同“泥塑的神像”有何區別？清廉乃為政之基，勤政是善政之要，既講廉政也講勤政，官德才算圓滿，善治才能化為現實。廉和勤猶如一枝并蒂花，無論少了哪一朵，另一朵都會黯然失色。 兩年來的“打虎拍蠅”和改進作風，我們已經在廉政建設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完善了許多機制，然而對求安求穩的“太平官”、碌碌無為的“混事官”，還需完善制度、及時懲戒。俗話說，“貪官猛如虎，庸官害如狼”，庸官造成的社會危害，絲毫不亞于貪官。在廉政建設讓官員從“不敢”向“不能”“不想”腐敗推進的同時，勤政建設也應及時跟上步伐，將從嚴治黨推上新臺階。勤政建設是一場思想革命和效能革命，要在作風上加大對庸懶散的專項整治力度，在官德上弘揚實干品質和擔當精神。從長遠看，抓勤政同抓廉政一樣，都是重要的法治命題。 權責對等、權責清晰，是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的根本要求。懶政怠政、失職瀆職，很大程度上也有權責劃分不對稱、不清晰之因。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行政機關要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如果說“法無授權不可為”是對廉政的保障，那么“法定職責必須為”則為勤政劃定了底線。這意味著，勤政不僅是一種精神狀態，更是必須履行的法律責任。權責法定的確立，將勤政要求上升為法治追求，紓解了有為敢為的后顧之憂，為官有為、大膽作為也因此獲得法治護佑。 無論是“干好干壞一個樣”，還是“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干事”，抑或是我行我素、不把監督問責當回事，“為官不為”之所以附之者眾，與勤政保障機制不完善密不可分。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發現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行使職權的行為，應該督促其糾正”，為完善監督機制確定了改革方向。在權責清晰的基礎上，應從考核、人事、監督等各個方面著手，建立促進“為官有為”的長效制度，樹起有本事、敢擔當、有實績的標桿。 “黨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當在其位謀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凈又干事。”習近平總書記的告誡，是對廣大黨員干部勤政廉潔的明確要求，也將勤政建設提升到了同廉政建設并駕齊驅的位置。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從嚴治黨，矯正扭曲的權力觀和責任觀，才能涵養出崇尚實干、敢于任事的良好政治生態。（李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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