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報道，福建一幼兒園內發生虐童事件，一名4歲男童耳朵被訂書機釘穿，消息一出，輿論震驚。就在同一天，北京、河南也發生幼兒園虐童事件。很難想象，在本該洋溢歡聲笑語的地方，惡行是如此的離奇而恐怖，這些孩子或許還咿呀學語地念著“人之初，性本善”，卻又見識了人性之惡。
福建虐童事件很快就有了處理結果，據當地通報，涉事教師被辭退，并處以行政拘留15日、罰款1000元的處罰，幼兒園園長、副園長停職處理。公眾會問，然后呢？從法律的尺度衡量，釘傷耳朵不足以構成故意傷害罪，到不了入刑的程度，這個事件怕要草草收場了。但是，拔掉耳朵上的釘子容易，兒童心里的釘子和社會良心上的釘子又該如何拔掉？
我國刑法中的虐待罪，僅適用于家庭成員之間，幼兒園不處在這一范疇。《未成年人保護法》也缺乏配套的操作細則，始終落不到司法實踐的前端。因此當幼兒園發生虐童事件，輿論譴責洶涌而至，卻發現法律法規提供的選項只有數日拘留、千元罰款、辭退停職甚至轉學退費等幾個選項。觀念的水位不斷上漲，對虐童事件的容忍度越來越低，法律上的短板也就愈加顯得刺目。
有觀點認為，幼兒園虐童事件頻發，一個重要原因是幼兒教育的發展欠賬，公立幼兒園容納能力不足，致使民辦幼兒園無序擴張甚至無證經營，教師素質難以保證。這確實解釋了一部分問題，但無論幼兒園如何正規，教師聘用如何精挑細選，在法制約束不力的情況下，惡行都好像牛欄里的貓，很難保證不跳出來。童年心理的灰暗是不可逆轉也是難于補救的，在補足欠賬的時間差里，我們不能眼看著兒童遭受侵害的風險系數逐漸累積。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在一個社會中，弱勢群體在保護層級上的高度，就是社會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對于抵抗侵害的能力、表達吁求的能力都幾乎為零的兒童來說，他們格外需要保護。誰來守護幼兒園里的童年，是奔走呼號的個人團體，也是犀利敏銳的輿論監督，更是能真正擋在兒童身前并嚴厲懲罰那些“壞人們”的法制威力。（王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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