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網絡時代的價值觀（上）
價值觀的形成，主要依靠人際之間的互動。在互動中，人加深對自己和社會生活的認識，逐漸定位自己的“應然世界”，形成價值觀。在傳統時代，人際互動中構成價值觀的基本元素，包括歷史經驗、現時生活、思維方式，它們往往是單向傳播的，比如家訓、圣訓、父母兄長之言，這些教條幾乎沒有商量討論的余地。
彼時，由于信息傳播技術相對落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基本上是面對面的，因此除了言傳，還有身教（或稱“不言之教”）。這種貼近性，使價值觀的教育顯得生動，形成之后更為堅定。不僅如此，在靜態的熟人社會中，由于人際交往相對恒定，價值觀游移的可能性不大，除非社會受到的外來沖擊比較大。
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前的現代社會，雖然進入陌生人社會，有了現代傳播手段，但是，價值觀形成機理中的單向特質并沒有改變，其機理仍在發揮主要作用。陌生人社會，所見到的陌生人更多，但能夠對價值觀形成產生作用的，還是熟悉的朋友、師長，現代傳播手段的電視、電臺、報紙、雜志、電影，仍然是我講你聽（或看），本質上是一種灌輸，如果這些現代傳播手段被絕對控制，那么，價值觀塑造就更為徹底、單一。
互聯網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際交往方式。其中改變最大的，是人際交往的空間范圍在理論上擴展到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影響價值觀形成的最大改變，是從單向傳授變為雙向互動。這一改變，對傳統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它使個體突破了固有的人際交往圈，真正的陌生人世界來臨了。今天的人，理論上生活在兩個世界之中，一個是現實世界，有看得見摸得著的家庭成員、親朋好友、同事同學；一個是虛擬世界，可能是一輩子也不會見面的網友、博主、大V、網店店主甚至是游戲人物。那么，哪一個世界對個體的影響更大？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絕對沒有統一的答案。在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結合得越來越緊密的時代，我們往往看到，不管是一場報告，還是一次飯局，到最后，大家都在玩手機，已經是“人在此處，心在天涯”了。
其次，互聯網時代之前的現代傳播手段（電視、電臺、報紙、雜志），迅速被邊緣化。當前，傳媒界都在談論自身行業的危機，撇開營收不談，這種危機主要是傳統傳媒對受眾價值觀的影響力大大下降。一方面，諸多的門戶網站可以迅速集納全球所有刺激眼球的新聞，這種集納，除了基本守住遵守基本事實，當事人的隱私保護的新聞倫理底線，基本不會考慮價值觀因素，其考核的最重要指標就是點擊率。另一方面，即便打算在一家網站進行價值觀的宣示，往往可能是徒勞的，因為受眾關注點轉移的速度，比電視遙控器還快，宣傳式的價值觀教育，可能注定失敗。
在網絡時代來臨之前，整個社會的知識和文化傳播是等級分布的，蕓蕓眾生只不過是極少數知識和道德精英進行價值觀創造的原材料、加工對象和踐行者。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天才，也需要長時間地博取世俗功名之后，才擁有創造價值觀的資格。但是，在網絡時代，大眾可以便捷地越過知識和文化等級，直接參與到價值觀的創造中。比如，一些網絡大V，正迅速成為輿論領袖，掌握了部分話語權。那些言說能力比較弱的網友，則通過群體性謾罵、嘲弄，阻止一些價值觀念的傳播。比如，某大學校長剛剛開微博，就被奔涌而來的網友罵得不敢說話，關門了事。
言說的便捷性，使蕓蕓眾生的所思所想不再需要代言人，也不需要傳統文化生產中的編輯把關，直接進入輿論場。如果各種價值觀之間存在一種競爭關系的話，那么在網絡時代，這種競爭關系之下，價值觀的位序正在重新洗牌，一些傳統的價值觀也不斷受到質疑。
通過網絡，很多價值觀相近的人可以聚合在一起，而且非常便捷。價值觀的相近，往往會帶來行動的一致性。當一大群人價值觀高度雷同時，很容易出現行動一致的情形，尤其是當出現實際利益沖突時，價值觀相同很容易轉化為具體行動——一些群體性事件，大都可見這種”網上發動，線下行動“的模式。
由于大眾參與，一般公眾無法辨識一些比較復雜的價值觀問題，于是，給論敵貼上“標簽”成為一種劃分敵我的重要辦法，最常用的標簽有五毛、西奴、漢奸等。雙方幾乎不可能坐下來討論問題，雙方也不覺得有坐下來討論問題的必要。而“丑化”則是另一種手段，其主要是訴諸于道德情感方面的負面評價，通常包括造謠污蔑——很多標簽里面，已經包含了造謠污蔑的成分。
當理性客觀的討論不能進行時，口號成為一種最直接、最有效的精神動員，口號本身拒斥任何商量的余地。網絡上的口號很多，論戰中，可以看到各派之間熱鬧的“語錄仗”。
實際上，絕大多數人都是價值觀的跟從者，價值觀盡管多元，但畢竟有限，不可能有無限多樣的價值觀。因此，可供大眾選擇的價值觀并不多。這種情況下，價值觀的歸屬其實很讓公眾焦慮，對在意價值選擇的人來說，不選擇往往意味著存在感的缺失，就有一種被拋棄感。（任大剛）
- 上一篇：
已是第一篇
- 下一篇：
-
大數據助力教育督導科學化
已是最后一篇
-
大數據助力教育督導科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