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24日審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決定草案。草案規定，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對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釋放后不具有現實社會危險性的四類罪犯實行特赦。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先后進行過7次特赦，分別在1959、1960、1961、1963、1964、1966和1975年，包括愛新覺羅溥儀、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等在內的戰犯先后得到特赦，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戰犯。這幾次特赦針對的是戰爭背景下的特殊行為，此后40年再無出現特赦。
這40年，中國沒有戰爭和動蕩，穩步前行，走在和平發展的大道上。和平發展的一個重要體現，是民主法治發展成熟，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全方位完善，公平、正義的理念在國家日常運轉各處逐一彰顯。特赦，往往作為一種國家正義的歷史性矯治手段，在如此和平發展的漫長時期，已經慢慢塵封。
時隔40年，我們迎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特赦再次啟用。這是重要歷史性時刻啟用的特赦，也是和平發展時期第一次出現的國家特赦，意義極為特殊。抗戰紀念，國之盛典，此時此刻的國家特赦，已經不能說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它是新時期國家正義觀的一次集中、直接表達。
特赦絕無可能脫離法治框架，國家憲法制度有明文規定；特赦在重要歷史性時刻啟用，是非常行為，至為慎重。特赦之后，不等于無罪了，它只是消滅其刑，對罪的認定仍然存在，體現的是人道主義精神。現代法治的精髓，一方面是罪刑相當，另一方面也是突出弱化懲罰的意圖，符合一定的條件，考慮減少刑罰，說明懲罰絕非目的，只是必要的手段。
具體到這次的特赦，對四種符合條件的特赦對象的界定其實非常慎重，在很大程度上考慮到了特赦的實際社會效果，保障了社會安定。前兩種情況所包括的，是參加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服刑罪犯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后，參加過保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對外作戰的服刑罪犯，門檻的設置比較高，尤其是符合第一條的，恐怕也是極少數高齡人員。另一類情形是失能老年犯和未成年罪犯，更多體現的是體恤，其背景則是近年來法治社會不斷發展，社會治安良好，法治上存在著輕刑的趨勢。
國家特赦，超乎日常法律行為，但整體上，蘊含的是今日中國法治內涵的綜合理解，體現當前國家法治理念的宏觀變化，對今后的國家法治運行也具有指導性。在這個特殊的歷史節點，以國家正義觀念的表達方式啟用特赦，發出的是和平發展時期的文明之聲。（李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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