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留守兒童”一直是頻現報端的熱詞,今年更是備受關注。從貴州畢節山村多名兒童自殺事件,到多個地方頻發鄉村兒童遭性侵、鄉村兒童溺水事故,再到湖南接連兩起少年弒師案,幾則與留守兒童有關的新聞,都曾讓這一特殊群體成為人們議論的對象。
作為一名在農村地區從事一線教育教學工作的教師,我整天都在跟農村學生打交道,因此對“留守兒童”這個詞的感受比較復雜——一方面,這個詞的確很直觀地描述了我們社會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也很易于傳播；但另一方面,這個詞也越來越成為一個刺眼的標簽。
很多人在談到農村孩子的時候,都會突出他們的“留守兒童”身份。在很多媒體報道中,農村兒童的形象都有一些負面,甚至在一部分人眼里,“留守兒童”幾乎已經等同于“問題兒童”。這種傾向讓我深感憂慮,有意無意地把那些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當作“問題人群”,并不利于農村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坦率地說,有“問題意識”不是壞事,正是因為有社會各界的關注,農村的留守問題才得到了一些解決。但我擔心的是,一旦“留守兒童”被當作“問題兒童”的近義詞,有些人會戴著有色眼鏡看待農村孩子,或避之不及,或做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事實上,媒體報道的一些與農村孩子有關的“負面”新聞,都有非常具體的原因,應該就事論事地對個案進行分析,而不是將所有農村孩子視為一個群體。
我接觸到的很多孩子,都不樂意別人說他們是“留守兒童”。有一個學生就在作文中寫道:“聽到別人說我是‘留守兒童’,心里就覺得好像爸媽不要自己了一樣,特別難受。”尤其有一些媒體報道和評論,在談及這些孩子時,認為只靠農村老人管不好孩子,并想當然地指責農村孩子的爸媽“只顧掙錢,不管孩子”。這些指責是不客觀的,這些孩子們的父母之所以丟下心肝寶貝去外面闖蕩,大多都實屬無奈。
如果媒體總是不斷強化“留守兒童”這一身份標簽,會讓那些暫時不能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在同齡人中被“隔離”出來。現實中,也有一些同學以這個身份標簽來看待他們,并不時加以嘲笑、歧視甚至排斥。無形中,孩子與孩子之間產生了隔膜,將愈發加重這些遠離父母的孩子的心理壓力,使他們跟周圍的人相處得更不融洽。據我了解,有些敏感的孩子十分不愿意讓別人知道父母外出的信息。也許,家長是否長期在外地工作,有必要成為學生的一項隱私。
但是,目前社會對此仍然不依不饒,農村學校每學期都要逐個統計“留守兒童”人數,似乎要提醒他們不要忘記父母遠離身邊這回事。可是,這些孩子會因為這樣的“關愛”而開心嗎?學校在統計之后,往往也就沒了下文,所謂“關愛留守兒童”行動很多時候只是宣傳語言而已。有不少學校都建立了“留守兒童”檔案,又起了什么作用?一些人無非是拿孩子們內心的隱痛當戲唱,真有多少孩子能從這個標簽上感受到愛的幸福?
此外,還有很多地方設立了所謂“陽光留守兒童中心”之類的機構,當地政府官員還會到場剪彩大加贊揚,好像孩子們當“留守兒童”是很光榮、幸福的事。可據我了解,有很多類似機構實質上是“拉虎皮扯大旗”的托教部。當“留守兒童”標簽成了一個招牌,誰還在乎孩子小小的心靈里有些什么?
為什么我們就不能以正常的眼光看待農村孩子,而非要給他們頭上貼一個標簽?在家里他們是“留守兒童”,到城里他們又成了“外來務工者子弟”或者“農民工子弟”,走到哪里他們都被明顯區分開來,無論什么時候都會被異樣的目光審視。這樣的身份、這樣的標簽,很可能化作無形的枷鎖束縛他們,同時也讓很多人不能平視這些孩子。
檢索媒體報道,早在2013年初,教育部等5部門就下達過《關于加強義務教育階段農村留守兒童關愛和教育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要重視留守兒童心理健康教育,在學校工作的各個環節中,“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將留守兒童標簽化。”對留守兒童的教育要“去標簽化”,媒體及其他人在處理這個問題時,也應該“去標簽化”。
我知道,即使不用“留守兒童”這個標簽,農村學生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客觀存在。但是,撕掉這個標簽,至少能讓那些農村孩子感受到更多的平等。當然,從教育、扶貧等多個方面促進農村發展,才是對留守群體最好的關愛。（馬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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