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鄉愁是對故鄉的深深懷念——懷念青山綠水，懷念父老鄉親，也懷念溫暖的鄉音，那么，鄉音就是母親的呢喃，是故鄉記憶的依托。當下中國所處的時代，正是人口頻繁流動和城市化速度之快史無前例的時代，對于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國人而言，最大的鄉愁，則莫過于傳統鄉音——方言的遺失。
在電視中，在廣播里，在最通行無阻的網絡世界中，普通話是中國人使用最為普遍的語言。相比之下，方言作為一種主流之外的“亞語言”，傳承路徑卻愈加逼仄。在逐步失去大眾媒體平臺的依憑之際，方言作為一種曾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陪伴，正滑入岌岌可危的境地。那么，究竟方言的使用現狀如何？我們又當如何應對？
漸漸遺失的方言之惑
曾幾何時，在電視采訪的鏡頭中，我們常常能看到作為方言忠誠維護者的上海人：采訪的記者說普通話，當地人則自顧自地用方言回應；能夠說一口標準的上海話，甚至成為躋身當地社交圈的通行證。然而近些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上海父母選擇與子女用普通話交流，大學校園里的上海學生已多半成了“只會聽不會說”的“非典型”上海人。
連如此“心高氣傲”的上海方言都面臨危局，其他方言就更不容樂觀。
在廣西的一個小村莊，一位正在從事暑期語言調查項目的大學生錄了一段八十歲老人講的方言故事。據這位大學生介紹，她自己就生長在這個村，也會說這種方言，然而這位八十歲的鄰居說的故事，她卻聽不懂。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的村子太大了，別家老人說的話我們聽不懂。”
“你們村子有多大？”
“大概有兩百多人吧。”
“兩百多人也算大嗎？”
“可能也有代溝的因素，年輕人接觸新事物多，老一輩的很多用語跟我們已經不一樣了。”
通過這段對話可見，在優勢語言沖擊下，說同一種方言的年輕人和老人竟無法溝通，真可謂是“一種方言，一道鴻溝”。
在方言聲調調查的過程中，還有另一種方言遺失現象。當我們要求受訪者用方言念出被調查字時，即便是自認為方言地道的調查對象，也僅有三四百字的常用字以傳統方言發音，其余往往用普通話語音類推方言語音。如今，青少年一代就算會說自己的方言，說的也是深受普通話影響的新方言。
一個鮮活的例子是在長沙人當中盛行的“塑料普通話”。所謂“塑料普通話”，是在普通話中加入長沙話的語調、語氣詞和一些特別的詞匯。這種具有長沙特色的普通話，正在逐步滲入長沙市民的生活，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分辨普通話和塑料普通話的不同，并在相應的場合選擇性地使用兩種方言。和有長沙口音的普通話完全不同，長沙方言的遺失催生了“塑料普通話”的出現，這是長沙人自主選擇的新方言，他們希望借此留住一種特有的鄉土認同。
值得一提的是，多年來筆者唯一遇到與方言遺失現象相反的例子發生在大學校園的宿舍里。當占到房間里一半人數的學生都來自廣東，并且每日在宿舍說廣東話，待到畢業之時，就連同宿舍的河北同學也受到濡染，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
留住鄉音的應對之策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面臨著最為猛烈的城鎮化和全球化浪潮的沖擊，而作為鄉土文化重要載體的方言，其傳承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都深切感受到了方言的處境和可能帶來的危機，不少保存方言和地方性文化的項目也陸續啟動。
2008年10月，國家語委啟動了中國語言資源有聲數據庫錄制項目。作為在政府層面實施的重大工程，該項目制定了科學規范的調查手冊，并深入各地尋訪老中青方言說話人，調查收集當代中國的漢語方言、少數民族語言以及普通話的實態、有聲語料，并進行科學整理、加工和有效保存。而民間層面，最近就有湖南衛視著名主持人汪涵私人出資數百萬元發起的方言調查“響應”計劃，旨在對湘方言進行調查、分類、整理。這是社會力量參與語言資源保護的開端，名人的公益行為和明星效應也使得“方言保護”這一議題得以放大，在輿論場中備受關注。
然而，系統性、學術性的整理和保存只是方言保護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讓正在逐步走向衰微的方言重新“活”起來。不少專家甚至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方言保護，是激活方言的傳承和流通路徑，而不是將其作為文物陳列在博物館里。
目前，國家針對方言保護的方針政策正在逐步調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大力推廣和規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的方針，政府、學校開始為方言的生存提供一定的空間。2011年年底，廣東省政府通過《廣東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規定廣播電視方言播音要經過政府審批，引發了人們對“推普廢粵”的擔憂。隨后廣東省相關部門出面澄清說，不會限制方言播音，并強調弘揚包括粵、潮、客等方言文化在內的嶺南文化和推廣普通話一樣，都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同年，廈門市出臺《廈門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推進閩南方言與文化課程進入中小學，形成國家教育、地方課程、校本課程有機統一的基礎教育課程體系。這與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的規定形成鮮明對照，也是方言遺失過程中教育部門保護方言的重要舉措。
此外，一些城市也開始采取行動，一邊推動城市務工人員自覺維持家鄉方言，一邊幫助這些家庭努力習用務工地語言。對于這些遠離家鄉的游子而言，諸如此類的舉措，既能幫助他們更有效便利地融入當地的生活，又能為他們留住寄寓在鄉音里的濃濃鄉愁。
家庭傳承的應有之責
政府職能部門或個人在宏觀意義上對方言保存和方言保護的推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弱勢方言使用的頹勢。不過，要真正實現語言的活態傳承，仍必須落實到具體的人，尤其是語言教育的搖籃——家庭之中。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對于方言的傳承而言，家庭也是最基本的單位。在家庭中傳承方言，既需要家庭在國家語言規劃實踐中承擔其應有的責任，也需要每一個家庭成員有自覺傳承方言的意識，尤其是家長，更要堅持與子女用方言溝通。
對于移民城市中的外來家庭而言，方言要在異域將傳統延續下去，卻并非易事。以筆者本人為例，我出生于浙江平陽，受成長環境的影響，能講溫州話和浙南閩南話，也在受教育的過程中習用了普通話、粵語和英語，多年來培養形成了多語種交流的能力。但筆者的下一代卻殊難繼承這種多語言的傳統——女兒在北京成長，到美國念書，除說普通話和英語外，只能聽懂簡單的溫州話，浙南閩南話幾乎完全沒有接觸。盡管強烈希望女兒能學會溫州話，她卻無論如何不愿意開口。這一過程也使我深感方言保護的困難。
“移家南渡久，童稚解方言?！笔聦嵣?，無論如何時移境遷，方言保護的要訣仍是“事在人為”。年代的漸變，文化的迥異，環境的壓力，很多時候會使生活其中的人無暇顧及傳統與傳承。但方言作為傳統文化的載體，作為歸屬的象征，卻并不應當隨波逐流。對個人也好，群體也罷，保護好方言，就是保護好個體賴以維系的立身之本，也是給自己留下一方記憶里的美麗鄉音與動人鄉愁。（許小穎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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