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集體決策”之名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之實，打著“體恤下屬”旗號濫發津貼福利，靠名煙名酒、奢侈接待來“推動工作”……翻看近期通報曝光的違紀案件，這些讓一些人內心犯糊涂的“是非題”，答案其實并不模糊。
“大丈夫處事，論是非，不論禍福。”是非明，則方向清、路子正。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紀委全會上強調：“黨的領導干部必須講覺悟、有覺悟。覺悟了，覺悟高了，就能找到自己行為的準星。”覺悟為何如此重要？因為明辨是非乃至作出正確抉擇，離不開黨性修養和思想覺悟。
1927年春夏之交，徐特立辭去湖南女師校長職務，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感慨地說：“我已經51歲了，只要共產黨這樣一個先進的黨，能允許我這個老朽的人加入組織，那我就真是獲得了新生。”當時正值大革命失敗，遇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0多萬人，被血雨腥風嚇退的人不在少數。徐特立、葉劍英、賀龍等一批革命志士之所以堅定地站到共產主義的旗幟下，靠的正是覺悟。葉劍英有句話說得好：“參加革命，還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大風大浪、大是大非的考驗，見證政治覺悟的可貴。戰場上，共產黨人冒著槍林彈雨勇往直前、沖鋒陷陣；刑場上，共產黨人視死如歸、從容就義；危難時，共產黨人豁得出來、沖得上去，都不是靠強迫命令。覺悟猶如共產黨人心中的明燈，是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億”的毅然態度是覺悟，“身處脂膏不自潤”的兩袖清風是覺悟，堅定不移“跟著走”的信念也是覺悟。提升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練就“金剛不壞之身”，歸結起來就是提升覺悟。
覺悟看似無形，關鍵時就會明心見性。公孫儀“嗜魚不受魚”，子罕“以不貪為寶”，楊震以“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拒金，包拯“不持一硯歸”，這樣的傳世佳話，古已有之。古田會議前，許多紅四軍戰士對“為什么革命”的問題模糊不清，有人想打進城里大吃大喝享清福，有人想打回老家娶個老婆分塊地，有人想劫富濟貧當“山大王”……古田會議對這些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想進行了批判，經過教育引導，戰士們的覺悟提升了，戰斗力有了質的飛躍。正所謂“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有覺悟、不斷提升覺悟，一個人才能“是其所應是、非其所應非、為其所應為”。
覺悟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也不能自然而然始終保鮮，必須在黨性修養和黨內生活鍛煉中不斷提高，在工作實踐和斗爭磨礪中不斷堅定。有的人出身寒門，“從小就痛恨貪官”，走上領導崗位后自己卻成了貪官；有的人入黨時興奮得睡不著覺，主政一方后卻變成“兩面人”。大量事實表明，身處復雜環境，人們難免受到外界形形色色模糊認識和錯誤觀念的影響，如果不加強覺悟的錘煉，立場就很難擺正。在一定意義上說，人心起伏比是非黑白更難把握，糖衣炮彈比屠刀刑架更難以應對，因而，思想建黨比懲腐肅貪更需要耐心與恒心。對于黨員干部而言，加強黨性修養，注重提升覺悟，是一輩子而不是一陣子。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當覺悟之花綻放在靈魂沃土，在公與私、義與利、是與非、正與邪、苦與樂等問題面前，我們就能心明眼亮，毫不動搖。（李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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