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要譜寫和奏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與當代中國發展的命運交響曲，就需要轉變理論研究范式和組織形式。首先，克服學術、政治和大眾三者相對脫離的研究范式；其次，克服耕了別人地、荒了自己田的研究短板；再次，克服有概念無生活、有生活無概念的研究局限；第四，克服缺乏問題意識和目標導向的研究缺陷；第五，切實加強關于“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問題的研究；最后，專家學者需要組成研究團隊這種學術組織形式展開研究，致力創建“中國理論”，以形成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學派”。
習近平總書記在《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命運依賴于當代中國發展的命運，當代中國發展也離不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引領和理論指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發展、在繁榮，應充分肯定。然而，它還沒有達到時代發展所需要的水平，沒有達到當代中國實踐發展所要求的水平，沒有達到中央所期待的水平。如果把當代中國發展作為需求側一方，把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作為供給側一方，那么，現實需求強勁和理論供給不足是我們面對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我們應運用需求側和供給側關系的分析框架，來研究現實需求和理論供給的矛盾，重點解決理論供給不足的問題，為構建“理論中的中國”做好充分的準備。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作為一個處身全球化時代的后發型現代化發展中的國家，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特別需要原創性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指導和思想引領。這種承載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立足中國大地的現代化建設實踐，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既不能一味沉迷于從民族性的歷史文化中尋找現成的藥方，也不能照搬國外的現代性理論，還不能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某些設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
改革開放之初，為了解決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思想僵化”問題，哲學社會科學界在為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改革開放掃清思想障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當今為了解決所存在的“思想分化”問題進而凝聚最大共識，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鋪平道路，更需要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加強意識形態問題研究和思想理論建設。同時，也要圍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提出具有原創性的理論、思想，加強理論供給，構建“理論中的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為了不辜負這個時代，構建“理論中的中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不僅要承擔起為滿足當代中國發展需要提供切實管用的分析框架和解釋理論的使命，而且要為不斷推動中國發展貢獻思想的力量。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面向“中國問題”且建構“中國理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哲學社會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的命運往往隨著時代發展與實踐需要而“潮起潮落”。如果一種理論能夠“真靈”地解決時代問題，體現時代發展和實踐需要，那么，這一理論的發展自然會擁有一個好的發展命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只有捕捉到當代中國的迫切問題，把中國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貴、最深刻的精髓都匯集在自己的理論體系里，并成為當今時代和人民的產物，才能真正滿足當代中國發展的需要，并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的歷史使命。那么，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如何能切中實踐需要并適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呢？這就特別需要敏銳地捕捉體現時代發展的中國問題并及時地破解時代難題，建構起能破解“中國問題”的原創性“中國理論”。
當代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特別需要建構起一種能代表中國軟實力、可與西方理論比肩、達到世界理論發展最高水平、能影響世界、具有傳播性的“中國理論”。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說，就是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理論中的中國”。
暢通傳播渠道是增強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影響力的有效措施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能夠影響實踐、影響世界并具有吸引力，還離不開暢通的傳播渠道和富有感染力的傳播方式。傳播首先需要傳播者真懂。如果傳播者沒有“真懂”理論，這對理論來說無疑是一種致命的損害。傳播者的“真懂”，主要體現在他能完整準確深入地掌握一種理論的提出背景、所分析解決的問題、分析解決問題的方法、核心理念、基本內容、精神實質、重要意義和理論得失。傳播者在對理論的內容“真懂”之后，如何在傳播過程中進行有效的理論傳播呢？當然，進行理論灌輸是首要的必要的。然而不能僅僅滿足于單向的理論灌輸，還要努力做到：第一，理論傳播者要精準把握理論的本質和精髓，將理論化繁為簡且作出簡明扼要的概括，以便于人們記憶、理解和傳播；第二，理論傳播者要注重貼近人民大眾的現實生活實際，精準掌握人民大眾的利益訴求和精神需求，找準理論與人民大眾需求的結合點，便于人們認知和認同；第三，理論傳播者要借助具體的、感性的、有形的載體和方法以有效傳播理論的精髓，便于人們理解；第四，理論傳播者要在語言等方面采取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寓教于樂，既避免教而不樂，也避免樂而不教。換言之，理論傳播者要由過于注重抽象理論向也注重生動直觀轉化，把政治話語同時也轉化成為大眾話語，內容簡明扼要，宣傳喜聞樂見，使民眾在生動直觀中認知理論，使其入心入腦，扣動心弦，打動心靈。
理論研究要轉變研究范式和組織形式
在傳統農業社會，儒家文化是東亞文化圈的主流文化，在東北方向影響且滲入朝鮮和日本，在東南方向影響則深入到東南亞地區。在以工業化為支撐的現代化進程中，作為傳統農業文明時代優秀代表的中國，其發展開始落后于現代工業文明。隨之而來的是，在思想理論方面也逐漸不能與時俱進地滿足時代發展和實踐發展的需要，理論供給方面依賴西方的現象日趨嚴重。如今，憑借中國式現代化飛速發展的當代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迫切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理論影響力和思想吸引力。因此，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所作為，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
在當代中國，要譜寫和奏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與當代中國發展的命運交響曲，就需要轉變理論研究范式和組織形式。首先，克服學術、政治和大眾三者相對脫離的研究范式；其次，克服耕了別人地、荒了自己田的研究短板；再次，克服有概念無生活、有生活無概念的研究局限；第四，克服缺乏問題意識和目標導向的研究缺陷；第五，切實加強關于“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問題的研究；最后，專家學者需要組成研究團隊這種學術組織形式展開研究，致力創建“中國理論”，以形成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學派”。（韓慶祥 王海濱：中央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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