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郭美美鬧劇，接著是《雷雨》的笑場，再者是“官員書法”的“鏟”局，期間還不時有演藝“公眾人物”的涉毒和央視“頻道負責人”的被拘……善良的人們不禁要問，我們的“文化”到底怎么了？或許，這只是些“涉文”現象，并不代表我們文化建設的主流。但有時也不得不讓人想想，時下這些就是最吸引眼球的“反文化”現象——我們文化的“正能量”似乎遠不如這些“現象”的有口皆“悲”、不脛而走。 面對大眾的冷嘲熱諷，我總在想這些“眼球文化”的“反文化”秉性，這些毫不相關的現象之間，是否有某些內在的關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本應實現著“化人”價值的文化，似乎更在“化錢”上派上了用場。郭美美其人，本來就是被包養者、性交易者和聚眾賭博者的“三位一體”，但媒體挺在意她“在北京電影學院表演專業自費進修一年”的經歷，暗示此人很懂“以文化錢”之道。又比如“官員書法”，自古也曾是文人士大夫內修德行、外顯文慧的演練（那時也沒什么“職業書法家”）；它的“化錢”或者說“被化錢”，并非錯在“書法”雅道而是誤于“官員”權力，官德不修又何談德性自化呢？ 至于演藝“公眾人物”的涉毒和央視“頻道負責人”的被拘，二者的共通性都在于作為文化從業者職業自律的缺失，“做文化事需先做文化人”是大眾的期待，也是我們自身需持守的職業底線。當然，上述二者又有著明顯的差別，后者是“權力腐敗”而前者屬“品行不端”，只是這二者發生在“文化人”身上就具有了特別的“味道”。從面上看來，《雷雨》的笑場無關于“化錢”，但雖無關于“化錢”卻也可能無關于當下的“化人”。文化經典真正的價值在于它所從屬的那個時代。《雷雨》所鼓吹的“易卜生式”的女性叛逆和解放，前些年已被電影“巨導”穿越成《滿城盡帶黃金甲》；那時文化界的眼球更專注于“票房”而鮮有關心經典的被“穿越”。今日從文化“化人”的功能來看，避免“笑場”的最好辦法是像“經典”創生時那樣關注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 上述種種吸引眼球的“涉文”現象，對于我們當下的文化建設而言，顯然是“負效應”而非“正能量”，也顯然是“一小撮”而非“主導面”。但為什么這些現象更能吸引眼球呢？這就值得我們文化工作者好好反思。這些年，我們文化建設在力推大發展、大繁榮和新高潮。推動文化建設的“兩大一新”，就其根本而言，是要充分、有效發揮文化的作用。發揮文化的作用，當然需要有功能齊備的文化設施，需要有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需要有凝聚人氣的文化活動，需要有溫暖人心的文化服務……但文化作用真正充分、有效的發揮，其實就是我們經常掛在口頭的“以文化人”。 顯而易見，當下那些熱熱鬧鬧的“涉文”現象，并非我們積極的、正能量的文化建設本身；但對“文化”熱熱鬧鬧地追隨或趨附，似乎又與近年來文化的“熱熱鬧鬧”相關。我們熱熱鬧鬧地“辦節”，熱熱鬧鬧地“評獎”，熱熱鬧鬧地“捧星”，熱熱鬧鬧地“出訪”……甚至就連“非遺”保護、文化下鄉、精粹品讀、經典開講這些原本是更深邃、更沉著的文化工作，也都是喧喧嚷嚷、沸沸揚揚。以至于有資深的文化學者認為“文化的喧囂替代不了嚴謹深邃的創造”；也有真誠的文化良知呼喚“大力發揮文化‘新民’的作用”——如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所言：“運用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斗力量……不斷以思想文化新覺醒、理論創造新成果、文化建設新成就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向前發展”。 文化的“熱鬧”可以有也應該有，因為文化作用得以發揮的特性就在于“寓教于樂”，就在于潛移默化。但顯而易見的是，我們當下的許多文化產品是“樂”有余而“教”不足，我們太熱衷抓“眼球”而忽略開“心扉”。文化的“熱鬧”使得需求文化的大眾“默化”成“看熱鬧者”，“看熱鬧者”又往往把娛樂看成自己所需求的“文化”。并且在文化需求的“看熱鬧者”看來，“娛樂圈”的熱鬧也是一種熱鬧的“文化”！到了這一步，所謂“文化人”的“無文化”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就以演藝“公眾人物”的無良行為而言，其所塑造人物的“榜樣的力量”遠不如其自身“示范的榜樣”更深入人心。如果指望這樣的“文化”去“以文化人”，你能想象會將人“化”成怎樣呢？ 我們或許需要不那么“熱鬧”的文化，也就是說，我們的文化需要更深邃、更沉著些。文化，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是人們培育品性、提升素質的進階；文化人，當然也就成為這種“進階”上的自覺者和先行者。我們說“文化自覺”，不是讓大眾追隨、認同所謂“文化人”的那點兒“文化記憶”或“文化技藝”，而是文化人“內修自化”并進而“以文化人”的自覺。因此，要使“以文化人”更充分、更有效，首先要讓文化工作者真正有“文化”，至少是努力做一個有文化抱負、文化理想、文化追求的人。其次，文化工作者要真正深入群眾并立足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努力創作出能幫助群眾推動歷史前進的文化產品。第三，文化工作者應生動、具體地運用各類文化形式，使核心價值觀內化為大眾的精神操守，外化為大眾的行為遵循。 習近平總書記在其系列重要講話中，強調“必須發揮文化的作用”。其一，總書記認為必須在全面對外開放條件下講好“中國故事”。這就是他關于中國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的“四個講清”。其二，總書記認為必須結合中國價值觀念闡釋好“中國夢”。這就是他所要求的“五個闡釋”，其中包括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價值體認和價值追求，以及中華民族為人類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的真誠意愿等。其三，總書記認為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具體而言，一是立足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用中華民族創作的一切精神財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二是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三是運用各類文化形式去生動、具體表現，使核心價值觀內化為精神追求，外化為自覺行動；四是融入社會日常生活，增強人民的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 對照總書記所說“必須發揮文化作用”的總體要求，可以看到我們的文化建設任重道遠，我們文化人的自我建設更需殫精竭慮。“以文化人”作為“發揮文化作用”的精當表述，其核心立場是“以人為本”，而“以人為本”的兩個基本涵義是“以人民為本”和“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本”。我們說文化建設重在“以文化人”，旨在通過“以文化人”來“化人以強”——即全面增強人的本質力量，全面提升國民整體素質。具體而言，就是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強調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和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強調要引導群眾在文化建設中自我表現、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和營造有利于高素質文化人才大量涌現、健康成長的良好環境……如果說，我們文化建設需要保持相當的“熱度”來呈現“繁榮”的景象，那也必須要著眼于“以文化人”，立足于“化人者的自化”！（于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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