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哲黑格爾曾經說過，哪個民族有戲劇，就標志著這個民族走向成熟。如果說戲劇是從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生態中提煉出的盛宴佳肴，那么劇院就是這道美味最恰如其分的容器和載體。只是在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大劇院”這一精致容器的鑄造，似乎有過于喧賓奪主的意味。尤其伴隨著各地的土木之興，相應的問題也接踵而來：許多劇院為什么建得起、養不起？觀眾寥寥為何票價卻降不下來？帶著這些問題，我們不妨一起對各地大劇院所面臨的生存之困一探究竟。
建筑“高大上” 維護“生存難”
隨著國家大劇院的落成，近年來各省、各地市不斷有堪稱“高大上”的大劇院崛起，一股劇院建設的熱潮滾滾而來。據統計，自2010年以來，全國已建成和將要建成的大劇院有40家左右，平均每年有10多家大劇院建成或將要建成。比如，新疆昌吉州、安徽蚌埠、黑龍江哈爾濱以及山東的臨沂、濰坊等城市，紛紛開建或計劃建設大劇院。這些城市的大劇院具有“體量龐大、設備豪華、造價不菲”的共性——投資金額均在5億元左右，劇院占地面積也多在7萬平方米以上。
劇院是重要的公共文化設施，建設高標準的大劇院能夠讓老百姓在家門口欣賞高質量的演出，有利于促進文化繁榮。然而，盡管建設大劇院的初衷是好的，大劇院落成以后所暴露出的“建得起養不起”“生存難”等問題目前卻愈發突出，很多城市的大劇院只有依靠財政補貼才能維持正常運轉。
今年山東省文化工作會議公布的數字顯示：濟南省會大劇院每年財政補貼1313萬元，青島大劇院每年財政補貼2795萬元，煙臺大劇院每年財政補貼1500萬元，濰坊大劇院每年財政補貼2000萬元。事實上，除了北京、上海、廣州這些一線城市的大劇院運營尚可外，多數二三線城市大劇院都靠政府“養著”，離開了當地政府每年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補貼，都很難生存下去。“地方劇院的生存困難狀況有很大的普遍性，它既承擔著滿足群眾文化需要的任務，同時又要有一定的經濟收益才能生存下去。”浙江省演出業協會會長齊有為指出，單純依靠政府財政來引進精品演出，既不能低價惠民，也難以多銷創收，并非長久的生存之道。
劇院的軟件建設相比硬件條件的嚴重滯后，難免讓人疑竇叢生：“文化建設”是否淪為了“沒文化”的政績工程？面臨著國內眾多“大劇院”的生存之困，我們亟須尋覓一條正本清源的突圍之路。
長了“面子” 丟了“里子”
政府花巨資建設的大劇院，最后卻成了政府的包袱——每年得拿大把的錢養著。究其原因，首先還是在于相關文化部門一味追求“高大上”，而忽視了當地的文化消費能力。這些年，很多地方政府把大劇院視作城市的地標來進行建設。外觀設計，重高端大氣；燈光音響、舞臺系統要國際頂尖。誠然，劇院基礎設施和功能越完善，演出效果會越好，觀眾也就能獲得更好的審美享受。但每年能承接到多少場高端大氣的演出活動，又有多少人能接受這種高端的文化消費？這是很多地方開建大劇院時都沒有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目前，很多城市的大劇院盡管建筑外觀大氣、功能全面，符合國際化和現代化標準，但實際利用率卻極低，多數劇院使用率不到50%，有些劇場的空場率甚至達到80%。缺乏常駐團隊，沒有節目來源，眾多造價高昂的視聽設備在大多時候只能閑置，抬高運營成本的同時也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因此，把大劇院建設得豪華大氣雖然給城市長了“面子”，卻沒有考慮財政承受能力的“里子”。
再者，大劇院的維護成本極高，這導致了演出的高票價，而高票價勢必會擋住普通民眾走進大劇院的腳步。且不說建筑成本，劇院里的燈光、音響等現代化的舞臺設備的折舊和使用費用，每年少則幾千萬元，多則上億元。如此巨額的花費，又必然導致劇院通過高場租和高票價來彌補運營成本。
以臨沂大劇院今年開春承接的一場李云迪鋼琴音樂會為例，其票價多近千元。如此高的票價，讓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收入階層望而卻步。可以想象，對于月收入兩三千元的上班族，誰舍得掏出上千元進大劇院去看一場“高大上”的演出？長久下去，自然就造成了這樣一種現象：很多普通的藝術團體因高場租而不能演，能進來演的卻因高票價讓一般群眾不敢進，演出場次少得可憐，最后又導致票房收入不足以擔負高額的維護費用——如是往復，戲劇的整體生態就將趨向蕭條。在循環交替的惡性鏈條之下，很多城市的大劇院都陷入了“建得起用不起”、劇場長時間空置的尷尬境地。
既要“有戲演” 也要“看得起”
作為公共文化設施，大劇院所發揮的服務群眾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如果只追求“高大上”，而忽視“接地氣”，大劇院服務群眾的功能又如何體現？大劇院不該是城市的“花瓶”，而應成為平民化的藝術殿堂。
盤活大劇院，重在劇院“有戲演”，觀眾“看得起”。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改變當前劇院的生存模式——把大劇院做成大眾的劇院，讓劇院不再只是高規格的華麗空殼子，而是走平民化路線，進而改變普通民眾對大劇院演藝文化消費望而卻步的尷尬現狀。當然，“高大上”的演出活動可以有，但不能認為只有高檔次的演出才配得上大劇院，應充分考慮當地的文化消費習慣以及當地的文化資源，以低場租多接納更多群眾喜聞樂見的地方劇種的演出，從而盤活大劇院的演出市場。
其實，國內的大劇院不乏成功運營的例子。譬如首都北京的國家大劇院，就以獨具特色的運作模式，成為全球范圍內規模龐大、現代化程度較高、藝術生產能力異常活躍的中國文化領域的航母，實現了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雙豐收。再例如廣州大劇院，由于實行“零補貼、零編制”的全新運營管理模式，逐步成為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前沿陣地，自營業以來，每年平均演出300多場。
大劇院要存活并發揮作用，僅靠政府拿錢養不是長久之計，觀眾才是它最有力的支撐。正如上海大劇院院長張哲所說“培養觀眾是大劇院的第一要務。”因此，大劇院要想走出困境謀發展，就必須把場租降下來，把票價降下來，把“高大上”的架子放下來，用接地氣的演出，用觀眾能接受的票價，吸引和培養更多穩定的觀眾群。
我們欣喜地看到，當前很多地方正積極推行“低票價”活動，比如國內多家文化企業簽約加入京津等地“文化惠民卡”，讓百姓低折扣看戲；多座城市推行文化惠民工程，“低票價”演出財政給補貼……今年7月，煙臺大劇院更是在全國首創“院線演出經濟適用、公益演出全民共享、社會經營有效補充的三位一體”運營模式，使市民最低花20元便可欣賞國際頂級劇團演出。
大劇院，既承載著傳播高雅藝術的責任，也肩負著提供娛樂產品的使命。雖然陽春白雪可以滌蕩人心，但文化只有貼近百姓生活才能生生不息。因此，要想突破現代大劇院的生存困局，就理應讓更多的藝術形式走進大劇院，讓更多的普通百姓走進大劇院。大劇院自身也須走下云端，真正成為連接人民群眾與文化藝術的橋梁和紐帶。（作者單位：郇玖妹，山東師范大學；王秀庭，臨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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