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最終要落實到怎么用上來。‘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用正確的理論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理論，不僅是我黨的優良學風，而且也是中國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的優秀品格之一。
“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出自東漢著名思想家王充。漢武帝時期確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在官方意識形態的位置上，儒學內部也出現了脫離實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空疏學風。特別是在西漢末年，今文經學與讖緯神學相結合，更是虛幻離奇、荒誕不經。王充的《論衡》就因“疾虛妄之言”而作。他指出：“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不論誰提出的理論，不論什么樣的理論，如果與事實不符，都不會得到民眾的信任。同時，正確的理論還必須用來指導實踐，產生實際的效果。他又說：“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那些只會背誦圣賢語錄，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所謂理論家，不過是徒有虛名。
王充還指出，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但是既不能伐木建屋，也不能采草和藥，這樣的人就如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崇尚學貴有用，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學術品格之一，近代學者將其稱為“實學”。“實學”提倡“實事求是”“經世致用”，各種知識必須變成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實功”“實效”，也就是王充所說的“貴其能用之也”。儒家實學學風所提倡的“學貴有用”，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是在道德實踐方面。儒家思想的基本思路是修齊治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掌握了道德理論知識，必須用于自身的道德實踐。比如孝道是儒家提倡的最基本的人倫道德，漢代主張“以孝治天下”，在全社會進行“舉孝廉”活動，凡是孝敬父母的人就可能被推舉做官。巨大的利益吸引一部分人弄虛作假，甚至出現“舉孝廉，父別居”的情況。這種不良風氣在中國社會一直存在，所以到了明代，王陽明說：“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我們說某人是孝子，不是因為他會背誦《孝經》，而是因為他確實有在家侍奉父母、尊親順親的行為。
其次是在社會事功方面。一個人學習了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主要應用于經邦濟世。如南宋永嘉學派的葉適認為，后代的腐儒錯會了孔子的義利觀，“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結果導致國家財用枯竭、國力衰竭，只能靠納貢稱臣維持在江南一隅的茍延殘喘。葉適說：“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圣君賢臣者也。”欲為圣君賢臣，必須能夠在政治、經濟、軍事等社會治理方面見到實效。
最后是在科學探索方面。中國古代自然科學技術受到思想家的重視，北宋程頤說：“百工治器，必貴于有用。”各種自然科學知識被稱為“格物之學”，包括天文、歷法、算學、輿地、醫藥、水利等。不過在理學末流空談性理學風和八股科舉制度的引導下，這些自然科學理論發展不盡如人意。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更是遠遠落后于西方世界。如明末思想家、科學家徐光啟所指出的：“算數之學，特廢于近世數百年間爾。”因此必須向西方傳教士學習那些天文、數學、物理、水利、地理等自然科學知識，以解救明末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徐光啟在談到以利瑪竇為代表的“泰西諸君子”時指出，“其實心、實行、實學，誠信于士大夫也”。這里所謂“實學”，既包括從西方傳入的“格物窮理之學”，如物理學等，又包括從西方傳入的“象數之學”，如天文、數學等。徐光啟引入西學，“補益王化”的活動在短期內產生了積極的效益，這不僅表現在《幾何原本》《泰西水法》等一大批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譯出版，更重要的是表現在遼東前線抗擊后金軍事進攻的戰爭中和后來的水旱災害治理中。
不論是道德倫理知識，還是社會科學知識、自然科學知識，都必須堅持“學以致用”的原則，這樣才能發揮各種知識的應有效果。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實行，那么，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張踐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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